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人邮置。

在工作单位内通报批评不影响当事人名誉权的核心，但若在公共媒体上向全社会通报则会构成对名誉权核心的影响。目前，较高层级的立法已经覆盖了大部分对相对人有较大影响的处罚，若不允许授权，则下位法将缺乏运用惩戒手段的灵活性。

这种延伸具有正当性，因为创设处罚的目的就在于将这些措施运用于具体情形之中，所以何时能运用这些措施是与能运用什么措施一样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同位保留原则有利于增加处罚的灵活性。程度设定权体现了设定机关影响某种利益的能力大小。但与此同时，很多不是在宪法、法律层面创设的利益也根本不需要法律保留。法律虽然规定了剥夺某种利益的处罚，但是很难想象任何适用这种措施的情形都需要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来规定。

[16]另外，评级、给付、奖励等也均属于规范上的利益。[47]在德国，虽然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命令如果符合《基本法》第80条第1款规定的授权要求（即授权明确性要求），也可以作为行政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授权依据。因为一旦税率过高（比如对土地增值收益实施100%的税率），那就会出现财产权本身被剥夺的风险，毕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的保护不仅包括财产本身的使用问题，而且还包括其价值实现和价值保障问题。

权利是有成本的，自由依赖于税，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国家能力建设，自由和权利将得不到有效保障，而要保障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和国家能力的不断提高，财产权需要履行纳税义务。1974年，英国工党政府又开设了一项税率为80%的土地开发税，但因为税率过高，不利于调动社会和市场力量开发土地资源，所以到了1979年，该税种的税率就又调整为60%，1985年该税种甚至被取消［4］（P79-8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50%。从我国目前的财政管理实践来看，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发行以当地税收为担保的一般债券进行融资，也可以以地方政府性基金（比如国有土地出让金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作为担保发行专项债券，而且目前的财政实践也是如此操作的［16］。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时，利用土地增值=转移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费用或者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其他法定扣除这一计算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该幅土地财产价值的增值额。因为根据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改革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应当建立三层利益分配机制，即在初次分配时，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

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19年7月发布的《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第8条关于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税率为30%。虽然40-70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益与抵押一定期限的土地相关税的财政效果可能差异不大，但其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的意义却不尽相同，因为税款的抵押可以受到更为规范的监管，且对地方治理水平的正向激励程度更高，因此可以大大减少各类地方债肆意蔓延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三、通过税制改革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税率限度 国家可以基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对财产权进行征税，但财产权的纳税义务应当在全体公民（含居民）之间进行公平分配，而不能造成税负分布畸高畸低乃至通过税收剥夺特定公民财产权。摘要:  通过税制改革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不仅符合中央确定的初次分配基于产权和市场，二次分配基于税收改革目标，而且具有合宪性。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就是引导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来获得稳定的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地方财政的持续健康发展（当然，要实现让地方财政逐步摆脱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依赖这一目标，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或政策。为此，税法学家们提出了课税必须普遍且对个体公平的主张，并通过量能课税原则具体落实这一主张，即相同税收负担能力的纳税人承担相同的税收负担，税收负担能力更高的纳税人承担更重的税收负担［23］（P64）。该试点决定具有合理性。当然，为了避免对集体和集体成员重复征税，在集体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集体成员的个人所得税应按照完全归属制而非古典制进行征收，即应以企业所得税抵扣后的净利润为基础计算集体成员红利所得，然后再缴纳交个人所得税。

另外，依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第3条和《企业所得税法》第4条之规定，财产转让所得统一适用20%税率，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非居民企业特定情况下适用税率为20%），并不适用超额累进税率。依据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63条第1款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并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载明土地界址、面积、动工期限、使用期限、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和双方其他权利义务。

不过，在笔者看来，通过税制改革分配土地增值收益这一改革路径符合现行《宪法》的要求，具有合宪性。从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来看，其一，在维持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不变前提下，合理提高地方分享的比例同样可以实现相关税种主要用于地方公共财政之目标，而且即使维持企业所得税在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不变，也可以将中央所得的税收部分作为地方收入（在2019年9月2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中，国务院就已经提出了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

不过，具体税制的完善，应当在保护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本质不受侵犯前提下，通过体系思维的指引进行合理的法律表达和制度设计，而不能就事论事或单兵突进式地进行税种、税基和税率改革。另外，低价征收，高价卖出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文明程度。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具体来说，为了避免少数土地权利人独占公共财政投入收益，为了给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提供财政资金，也为了避免因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而出现的贫富分化，国家有权分享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正义和共同富裕的追求［9］（P30）。基于这种特殊的发展道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不得不建立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管理制度。其三，由于农村土地只能被动地等待政府征收，不能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有效开发，因此，集体土地权利人不能基于自身享有的资产有效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农村的土地资源也不能得到合理利用。

该法并没有为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调整房地产税的税率等税收要素提供法律空间。再次，由于特殊的历史、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只能走首先发展城市，然后发展农村，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

从税制完善的角度来看，上述法律难题可以通过房地产税制度进行破解，因为该税种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不动产的保值和增值依赖于良好的水电气暖网络以及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此通过征收房地产税为相关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筹集资金是最为妥当的。这一理论要求针对某一财产所征收的各种税金的总和不得超过该财产的应有或实际收益的一半。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其没有注意到，土地税制完善之后（包括下文所要讨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保有环节土地税制的完善），政府所获得的相关土地税款同样可以产生金融信用，并可以作为金融工具来进行融资。在税率制度设计环节，各项旨在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税种的综合税率应当遵守半分原则，不能侵犯土地财产权的本质特征。

对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来说，上述税法和宪法理论非常重要，其要求我们除了关注税种优化和完善外，还要深入税种内部讨论税率的制度设计问题。一、通过税制改革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合宪性 之所以要首先研究通过税制改革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合宪性这一问题，是因为有学者对于这种改革思路提出了合宪性质疑。因此，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只是将土地增值收益以市场价格方式进行显性表达，其并不是土地增值本身。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土地税制 。

不过，笔者认为，在《土地管理法》已经按照城乡统一，同地同权同价原则进行修正之后，按照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目标，这一问题并不需要单独被讨论，因为其已经被是否要开征房地产税这一问题所覆盖。但是，现行《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明确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另外，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第二分编也延续了《物权法》的规定，继续确认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都属于民法上的物权，并在第207条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其次，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有权只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或临时性措施，不能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法所有权进行法律定位，因为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不是平等的法律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政治关系［8］（P56）。

比如，有学者呼吁为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迫切需要研究土地收益分配的税收调节机制，如完善土地增值税征管方式，尽快开征房产税或不动产税等［3］（P8）。合理的法律表达方案是，通过修改完善《企业所得税法》来处理此种难以计算土地增值额的情形。

这种看法与现行《宪法》以及《民法典》的规定存在明显冲突，因为现行《宪法》序言在1982年时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虽然在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集体土地权利人基本上不构成纳税义务主体，现行《民法典》也将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界定为特别法人，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随着农村改革事业持续推进，过往以财产安全为主导理念的农民集体，在未来会不断萌发财产营利渴求［10］（P16）。这种通过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一体缴纳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印花税的解决方案具有合理性，亦可有效落实城乡统筹发展，同地同权同价同责改革目标。不过，除了农村宅基地之上的房屋之外，对于城市中公民生存保障之必需的自住型房地产也不应当收取房地产税。

比如，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就需要分别设置。在第三次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已于2020年开始实施的背景下，需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富裕的理念，体系化地检讨现行的土地税制结构和土地管理制度，并通过相关税种、税基、税率的优化和完善，建立健全国家、集体和个人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新型法律机制。

第二，国有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购房者购买的仅为有期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且续期之时是否还要继续缴纳土地出让金并不确定，因此不应对这种使用权再行征税［17］（P38-39）。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现象的出现，以及更好地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设施建设提供必要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通过完善税制来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二次分配就极有必要。

另外，其他旨在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否需要转化为税收制度，这部分也将一并进行讨论。另外，根据2018年修正的《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关于股息、红利所得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集体成员从集体所得红利也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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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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